自强不息，从搬运工成为残疾人作家

文/徐颂翔

因为鄙人出版了五本书的缘故，它们分别为长篇小说《徐工职场打拼记：一个印刷工科男的激荡人生》《幸福有多远》、思想随笔集《闲敲棋子落灯花》、乡土散文集《别梦依依到桂阳》和长篇非虚构散文《职场圣经》等五本著作，于是一些见过我的朋友好奇地问我：“你写的是真的吗?看你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，你真的做过搬运工吗?”我不置可否，只是淡淡地回复：“这是小说，所谓艺术源于生活，但高于生活，你大可不必较真，权当消遣好了。”但是，我又必须讲实话，我的确做过搬运工，毕竟历史不容抹杀。

本来嘛，做搬运工需要力气，但是，谁规定瘦骨嶙峋的人就没有一点力气呢?而且，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做搬运工，也没什么丢人的，它也是一种职业——一种依靠自己劳动获得报酬的职业，因为劳动光荣，因为劳动而受人尊敬。可是，我与别人不一样，我身体羸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这副小身板在男人里面相当悲哀，而造物主却偏偏将我塑造成了男人，因为这种缘故，所以搬运工的经历依然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。

第一次做搬运工是在1999年7月至8月，我学的是印刷工程专业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万容包装有限公司，公司位于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镇，因为离老家比较近，所以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。可是，作为一名大学生，公司没有量才而用，反而无视我的专业，把我放到“卖苦力”的岗位上，专业完全用不上。后来，近两个月的纯体力搬运工经历实在让我难以忍受，心高气傲的我于是做出了如今看来很不理智的抉择，放弃包括郴州市户口在内的所有福利待遇而远走他乡。那时我啥也不懂，除了拥有激情、热血和冲劲，对社会的了解就是一张白纸，一时的任性，自恃拥有大学文凭而心高气傲，没想到却将我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流浪生涯。

第二次做搬运工是在1999年10月，这是我南下广东的第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是一个亲戚介绍的，因为我来中山投奔她，她就委托别人随便帮我介绍了一份勉强可以糊口的工作。当时，我对她心怀怨气，明知我是一个大学生，却帮我找这样的工作?多年以后，被岁月磨平棱角的我对她却心存感恩，我知道她也活得不容易，她的能力的确有限。第二次做搬运工的经历好比昙花一现：公司在中山市港口镇，名字叫作中山宏时电子厂，与印刷毫无关系，既然我略微知道了社会的残酷性，按理说我应该很珍惜。是的，如今回忆起来，我确实很珍惜，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不公平的事情又一次降临于我。我上了一个正常的白班，可是快下班时，主管又叫我上夜班，后来我才知道我是顶替另外一个人上夜班，只因为我是新来的，主管觉得我好欺负。因为通宵达旦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缘故，这直接加速了我的“逃离”，导致我翌日做出了自动离职的抉择，义无反顾，大义凛然，似乎有种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”的悲壮——对于独自漂泊异乡的我来说，的确很悲壮。

从中山宏时电子厂出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做过搬运工了，尽管这样，但我的生活依然一团糟糕。为什么说一团糟糕呢?因为我在广州人生地不熟，囊中羞涩，长期找不到工作，整日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东游西荡，又不好意思回家，没脸见父母，如同孤魂野鬼。后来为节省开销，才厚着脸皮去投靠一位高中同学，寄人篱下，在他租住的出租房里借宿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以至于到了后来，需要靠借钱勉强度日。多年以后，我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成了一万余字的散文《广州的背影》，并有幸发表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纯文学杂志《作品》上。行文至此，我想起了那个北京育儿嫂范雨素在其文章《我是范雨素》中所写的那句话：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，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。嗬嗬!我的生命又何尝不是“不忍卒读”?我的命运又何尝不是“极为拙劣”?为此，我在散文《职场圣经》中写道：“我敲打了若干份工作，我曾在东莞等城市工作过，我的打工生涯涉足诸多领域，我做过搬运工等众多岗位，我现在进行盘点，对此感到无比的惊讶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?这完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啊!”

说完了“搬运工”部分，也说完了“作家”部分，现在可以说说“成为”部分了。2010年7月29日，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《与算命先生同居的日子》发表于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，这篇文章三千余字，属于自然投搞，当时的责任编辑叫作黄咏梅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，也不了解她。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，只是因为它是我的处女作，就好像一个人的初恋情人一样，刻骨铭心，一辈子也忘不掉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女编辑黄咏梅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她说：“你这篇文章写得好，所以稿费稍微高一点，有五百块钱，麻烦你将通讯地址告诉我。”这真是雪中送炭哪，我当时兴奋得在街头疯跑!失业很久的我，居然再次有了自己的一笔收入!这笔稿费是用我动荡的经历和漂泊的灵魂换来的!在疯疯傻傻奔跑的街上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与算命先生相识的情景：有一天，我照常在员村三横路上游荡，郁郁寡欢，惆怅茫然，正在街上摆摊算命的他向我打招呼，无聊之余，我于是算了一卦。通过聊天，得知他是湖南桂阳人，是我的老乡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交谈之中，我们就逐渐成为了朋友。后来，我便被他收留。就这样，风风雨雨，曲曲折折，坎坎坷坷，兜兜转转，经历得多了，思考得多了，我硬是被残酷而骨感的现实逼到了一个叫作自由撰稿人的死胡同。

此外，在“成为”这个问题上，回眸昨天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两个节点。第一个节点发生在2006年，那一年我在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工作，参加了一个深圳市龙岗区举办的征文比赛，我代表公司写了一篇三千余字的散文《走进平湖》，居然拿了第一名，这件事情在集团公司引起轰动，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那就是我萌发了要离开印刷行业从事文字工作的想法;第二个节点发生在2016年，我的大学母校长沙理工大学要搞一个60周年校庆的征文活动，我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怀旧散文，却不料成为校友圈的网络红人;加上那一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听力急剧下降，我居然成了一个患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，在进退维谷之际，为了寻找人生出路，于是决定破釜沉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从此走上了艰辛、坎坷、枯燥、烧脑的职业从文之路。《圣经》曰：“当上帝关了这扇门，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。”谢天谢地!感谢老天爷恩赐我一项技能，好歹也赏我一碗饭吃。但是，不管处于哪个节点，想法只是一个闪念而已，若不付诸行动，再加上无懈可击的执行力，所有美好愿望无异于镜中花、水中月。于我而言，作为一介凡夫俗子，我自然也不例外，唯有勤奋、勤奋再勤奋，多少个美好的日子，我宅在家里绞尽脑汁地码字，屁股与凳子俨然是一对亲密的朋友，笔记本电脑就是我奋勇杀敌的战场，真正走出这重要的一步并将此变成现实，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这个代价就是孤独与清贫，除此之外，身体愈发消瘦而憔悴，以及与影随形、无可言状的职业病。

我平生写过太多的文章，因为生存的原因，其题材大多和漂泊与乡愁有关，我的一篇篇文章如同一个个拴在一起的链条，环环相扣，最终形成闭环，从而构成了我四十多年来的精神世界。要回答“成为”这个问题，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我的写作动机和文学天赋。关于写作动机，我在文章《我为什么要写作?》中说得很清楚。至于文学天赋，我自己也搞不懂本人到底有没有天赋，但客观的事实却是这样：其一，我是学印刷工程专业的，大学期间没有开设《大学语文》课程;其二，我是自2006年开始写作的，这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，而起初写作的理由荒唐而滑稽，因为当时写的是情书，只为取悦现在的夫人;其三，起初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写作培训，只是后来因为写作小有成就，才有幸前往毛院学习过一段时间;其四，我没有拜任何人为师，无人指导，完全是自己瞎琢磨，闭门造车，自成风格;其五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为生存疲于奔命，并无充裕的时间阅读，而写作又耗去了我太多的时间、精力和体力;其六，40岁之前的我不知文学为何物，老实说，我现在也不太懂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，糊里糊涂;其七，我对文字天生敏感，情感丰富，感情充沛，内心细腻，激情洋溢，感物伤怀，我的作品体裁涉及长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札记、诗歌、骈赋、歌词等，题材涉及爱情、婚姻、亲情、友情、骨肉情、师生情、校园、乡土、乡愁、城市、新农村建设、职场、山水、花鸟鱼虫、心灵感悟、游历等，不知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写作多面手呢?

路遥在其中篇小说《人生》的开头中这样写道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，没有岔道。有些岔道口，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，事业上的岔道口，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，你走错一步，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，也可以影响一生。”如果硬要为我的前半生做个总结，无非就是两个词语。一个词语是进化，我自认为我是在一种残酷的生存状况下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;另一个词语是宿命，不管我的人生轨迹是顺境多一点，还是逆境多一点，终究殊途同归，我自认为写作就是我的宿命，这仿佛是老天爷对我的一种惩罚，一旦误按了回车键，结局注定无法撤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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